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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伦之囚
发布日期 : 2018-04-07编辑 :东森娱乐平台 浏览次数 :

越过时间的天堑回顾这片土地,看见孤野的烽烟,看见盈城的白骨,看见燎原的战火,串联起这闪念般画面的是生民伏地,奴隶筑城,偶有田间的歌风弥散作历史的浮尘。历史的片段并不是我探究的对象,我在意的是在这背后凝固起的文明魂魄。我被这魂魄包围着,裹挟着,推动着思考并且生活,她就像空气那样被人无视却不可或缺。

上世纪七十年代,湖南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书《皇帝四经.十大经.正乱》中记载,“黄帝身禺(遇)之(蚩)尤,因而禽(擒)之。剥其□(疑为皮字)革以为干候,使人射之,多中者赏。断其发而建之天□,曰之(蚩)尤之旌,充其胃以为鞠。使人执之,多中者赏,腐其骨肉,投之苦(醢),使天下集之。上帝以禁,帝曰:毋止吾禁,毋留(流)吾(醢),毋乱吾民,毋绝吾道。”干侯乃皮革装饰的箭靶,鞠是毛发充实成的囊,《广雅》曰“醢,酱也。”黄帝擒住蚩尤,剥其皮制成箭靶,扯下头发制成旌旗,在胃中充实毛发制成球囊,把蚩尤的骨肉制成酱。然后他说,我以上帝的名义发布法律,不要破坏我的禁令,不要流倒我给的肉酱,不要扰乱民心,不要背弃我秉持的天道,否则就是蚩尤这样的下场。在这本史记诞生前就埋入地下的古轶书中,看到了一个与儒家宣扬仁德爱人完全不同的真实黄帝,也看到了我们遵从天地之道的文明起源。有个成语叫“天经地义”,她被引申为不需言明,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根本道理,但依照其字义本意,根本道理正是天地之经义。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刑德相继,日月相望,这便是法天地,效自然的朴素哲学引导着我们的文明。“天经地义”的本义明诉语言就是文明的载体,但是她也与思想矛盾对立,语言内涵无论是否定义清晰都是明显的局限,于是思索文明源流时会出现遗漏或者视角盲点。

某日的早晨,重新翻开十余年前阅读过的旧书《时间简史》。在某一页有我用蓝黑笔下划一条直线的句子,这是当年读书时刻意提醒自己不要忽略的一句话,“虽然这种显而易见的常识可以很好的应付运动甚慢的诸如苹果,行星的问题,但处理以光速或接近光速运动的物体时却根本无效。”现在自然懂得这句话隐含的意思,这是相对论的起点,破除绝对运动观的开始。在略微明白了相对论之后,便会发现观察事物用以二元运动的观点会比较透彻。而现在更发现以此推广至文明的背景,也许对比其他民族之魂是如何形成的会更容易明析本民族的思想渊源。所以我把目光投向了上古的巴勒斯坦,因为那里诞生了一个伟大而独特的文明。

  其实以我的阅读量并不能支撑对庞大历史事件集合的叙述,好在我以一颗自在的心沉浸于这种粗浅的探寻中,且无论读或者写都不过是思想折射成的再表达,于是这仅仅是一次精神的漫游,和过往没有不同。

  首先跃入我眼里的是一首著名的诗歌: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歌唱;强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 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旧约.诗篇》第137篇 .

  据说一位犹太复国运动的领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于众人面前举手发誓,“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犹太人对锡安山的不懈追寻已经远胜乡愁的范畴。一次次沦亡在异族铁蹄下,颠沛流离中对民族根源的回望,已把耶路撒冷这一隅之地于内心升华为灵之上的纯粹。这种不带有凡尘气息的精神世界是其他民族所罕有的。在这文明背景下民族的灵魂像是被炽热炉火锻造过一般,灵与肉那样的清晰。

  一篇关于犹太战争的论文中有这么一句话,“犹太历史经验的这种独特性表明劫难并不意味着毁灭,只要一种传统能在劫难中不断调整与适应,它就不会为自己早早地写下墓志铭。”虽然圣经告诉我们,犹太人的历史渊源流长,但早期部族在荒漠流浪与寄居埃及并没有在犹太人的民族精神中留下深刻的痕迹。她顽强的独特性需要剧烈的冲突来凸显加深,而这种独特性的确立其实拥有明显的地域色彩。这片地域就是迦南,犹太人的应许之地。

  公元前12世纪之前,流浪至地中海西岸的古代希伯来人在争斗中与古代迦南人融合,形成了许多部落,在迦南这块狭长并不富饶的土地上定居下来。在那数百年间,被称为腓力斯丁人的多民族多部落集合,手持先进的铁制武器在地中海沿岸攻击侵入许多国度与城邦,已经与迦南人混居的希伯来部族受到了这个“海上民族”的攻击。与腓力斯丁人的战争使得希伯来人有了统一的外部压力,最终公元前11世纪,犹太王大卫统一犹太各部落,建立古代以色列王国,并且定都于从迦南人手中夺取的耶路撒冷。

  海量的史料使人目眩,但仍然可以梳理出一条文明成长的路径。

  《旧约--创世纪》记载以色列人祖先亚伯拉罕由于虔敬上帝,上帝与之立约,其后裔将拥有“流奶与蜜之地”—— 迦南。迦南并不是一块富足的土地,她无法孕育强大的民族,也无法造就强横的国度。但她在地中海一边被这个西方文明之母所哺育,也被众多文明所包围。在如此多的强势文明影响下,犹太文明反而更加坚韧,这种坚韧根源在何处?

  其实在希伯来人最初对定居的渴望中就能感受蛮荒的残酷,那种居无定所,漂流无根,无助而悲伤。终于他们找到了一片可以“接纳”他们的土地,虽然接纳的过程充满着血腥和奴役,但是扎根于土地的内在渴望被蓬勃催发出来。尤其是看到过埃及的文明之后,定居的愿景是这些漂泊的人所迫切的,那个时代无根飘流的生存压力不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可以完全理解。

  长久流浪与安定后物质寡硕的对比,给这个由十几个姓氏族群组成的王国巨大的思想冲击,野蛮与文明的变化就在这一瞬间发生了。生活相对富足使得族群立于传统,开始带来思考的进步,一些学者(先知)开始出现,他们观察历史与当下(这与现在的学者没有两样),告诫同胞要居安思危,但是古代以色列王国的权贵阶层如任何地域任何时期一般变得短视,毕竟欲望是可直观满足的东西,而形而上的耶和华虚无缥缈。

  阅读所罗门王这段历史时,我曾和朋友玩笑道,“这样昏昧的人怎么会被称为智慧王?”其实那时的我没有明白,文明初的蒙昧缺乏政治的智慧,短暂的国家繁荣是以全体民众的修养努力但被冠以王之名去书写铭记的。而所罗门王的时代确是一个让犹太人修养生息的天赐之机,周围城邦林立大国势微。并且与众不同的宗教信仰让犹太部族的文明充满奇思,这对周边的多神文明是巨大吸引力与思想提升,这也是犹太人屡遭浩劫却文明独享宽容的原因之一。任何民族都对思想文化上的进步有着天然的喜爱,因为这种进步能带来更多的智慧与精神愉悦。

  但犹太人在政治上缺乏智慧,这就好比一个人品德高贵了,也就容易陷入现实的窘境,也许这便是他们多灾多难的原因。

  把十几个部族凝聚成一个国家,宗教是最有力的工具,更何况犹太人有着最独特和富有魅力的宗教传统。公元前地中海沿岸的先民热衷于修造巨大的建筑展示与诸神比肩的智慧与才能,当然他们同时也会把这种荣耀称为诸神的眷顾,以提升在众多文明中的地位。犹太人之王大卫建国后就开始计划在耶路撒冷修建耶和华神殿,最终由所罗门王继承其父的遗志历时七年建造而成,为以色列王国在广阔的地域获得巨大声誉,赢得诸国度的友谊以及以此带来川流的贸易。

  所罗门如何睿智的治理以色列并且荣耀四方不必细述,但他晚年的奢靡和政治上的不智却使得以色列国内矛盾重重,部族间的隔阂加深。在他死后,王国分裂成了南北两国,从此犹太人国家的辉煌一去不复返了。 所罗门王在位时是犹太人的黄金时代,四方拜谒的辉煌与繁荣深深的印刻在民族的记忆里,被后世不断传唱。

  民族分裂自然国势衰微。北方分裂出去的以色列国内十个部落内乱不断,虽然物产较南方丰茂,但为了能统一以色列不断挑起与南方犹大国的战争,争夺耕地牧场以及最重要的人口,这种内耗加速衰败。而同时亚述等国家渐渐崛起,弱小的以色列国与犹大国只得称臣纳贡。随着家国衰弱,人心涣散,各种异教崇拜出现在迦南各地。公元前8世纪,亚述帝国的铁蹄终于踏碎北方以色列国都城撒玛利亚,北方犹太人被悉数掳走放逐到亚述庞大帝国的四处,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南方的犹大王国依靠卑颜屈膝的纳贡和耶路撒冷坚固的城防,蜷缩于亚述的狼顾下维持了百年,在亚述与埃及的夹缝中生存。

  犹太文明这种坚韧根源在何处?显然她的独特性只是原因之一。须知坚韧必然是由痛苦磨砺而成。

  而巴比伦之囚,这段掳掠之伤也许是坚韧的源头,是坚韧的动力,是坚韧的信念所在。这信念就是终有一天会回到家园,会重建耶路撒冷与圣殿山,恢复所罗门王时代的荣耀。

  犹太人对传统与信仰的坚持来源于所罗门王时代的荣耀。国小民寡于是民族自豪感会特别深刻,这像是弱者往往在意尊严,因此国破之后,对故土的回溯追忆牢牢的羁绊被迁流至巴比伦的犹太人。

  新巴比伦王国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对巴勒斯坦掳掠过三次人口,并且推倒耶路撒冷城墙,抢夺耶和华圣殿内无数敬神的金银器皿。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口就是最重要的生产力,但是巴比伦从犹太王国掳掠的人大多是贵族,祭祀,商贾和工匠,显然尼布甲尼撒二世并没有彻底灭亡犹太人的打算,而是希望在文明与政治上同化犹太人。作为犹太社会精英阶层被安置到巴比伦之后,也并没有受到屈辱与奴役,相反他们获得了相当的自由,可以自由从事各种职业,犹太人之王甚至受到了尊重与优待。除了尼布甲尼撒二世有让犹太人彻底归心的魄力之外,也是由于犹太人独特的宗教和智慧是极富吸引力的。

  很快这群巴比伦之囚发现他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这危机正是来自犹太人社群内部,他们的传统与信仰开始动摇。

六 

  历史记载有不少民族被掳掠到巴比伦,最后沦亡在文明的同化中,从此销声匿迹。而犹太人宗教传统在此时发挥了重要的凝聚作用。

  圣经学家加贝尔说,希伯来人在大部分历史时间中没有圣经,那个被尊为祖先的亚伯拉罕没有圣经,他们的领袖摩西没有圣经,伟大的大卫和所罗门也没有圣经。许多历史记载表明圣经的正典最初编纂始于犹太人被囚与巴比伦期间。更有一些看法认为,如果没有巴比伦之囚事件,犹太人不大可能在公元前六世纪就倾力编纂正典,而圣经正典也不会如今的摸样。而圣经不但规范了犹太人社会生活从而使得犹太教真正形成,并且成为犹太民族牢不可破的精神纽带。

  加贝尔说,犹太人感到其信仰濒临覆灭的绝境,才不得不编写正典,为其信仰找到永存的形式,这一行为是民族危机的直接反应,其成果最终成为壮丽的纪念碑,他的影响甚至超过所罗门圣殿。

  犹太人用重塑传统的方式将民族重新凝聚黏合,这种方式也为后世迁移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系起精神纽带,远隔万水千山也紧密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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